《三國志》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, 記載中國三國時代的斷代史, 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“前四史”之一。陳壽曾任職於蜀漢, 蜀漢覆亡之後, 被征入洛陽, 在西晉也擔任了著作郎的職務。《三國志》在此之前已有草稿, 當時魏、吳兩國先已有史, 如王沈的《魏書》、魚豢的《魏略》、韋昭的《吳書》, 此三書當是陳壽依據的基本材料, 蜀國無史, 故自行採集, 僅得十五卷。而最終成書,
卻又有史官職務作品的因素在內, 因此《三國志》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後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。
《三國志》最早以《魏志》、《蜀志》、《吳志》三書單獨流傳, 直到北宋咸平六年（1003年）三書已合為一書。《三國志》也是二十四史中最為特殊的一部, 因其過於簡略, 沒有記載王侯、百官世系的“表”, 也沒有記載經濟、地理、職官、禮樂、律曆等的“志”, 不符合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所確立下來的一般正史的規範。
《三國志》全書一共六十五卷, 《魏書》三十卷, 《蜀書》十五卷, 《吳書》二十卷。《三國志》名：為志其實無志。魏志有本紀, 列傳, 蜀, 吳二志只有列傳, 陳壽是晉朝朝臣, 晉承魏而得天下, 所以《三國志》尊魏為正統。《三國志》為曹操、曹丕、曹叡分別寫了武帝紀、文帝紀、明帝紀, 而《蜀書》則記劉備、劉禪為先主傳、後主傳。記孫權稱吳主傳, 記孫亮、孫休、孫皓為三嗣主傳。均只有傳, 沒有紀。從篇幅來看, 《魏書》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, 《吳書》占三分之一, 《蜀書》只占六分之一, 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。在陳壽撰《三國志》以前, 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魏、吳的史作, 如王沈的《魏書》、魚豢的《魏略》、韋昭的《吳書》等, 可供陳壽參考取材。而關於蜀漢的史作闕如, 而且蜀漢也不像魏、吳二國設有史官, 這造成了蜀漢史料的缺乏。
《三國志》取材精審, 作者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、慎重的選擇, 對於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, 不妄加評論和編寫, 慎重地選擇取材之源。這雖然使《三國志》擁有了文辭簡約的特點, 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。元末明初, 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、話本, 結合陳壽《三國志》和裴松之注的史料, 根據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, 創作了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。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, 俗稱“嘉靖本”, 本書24卷。清康熙年間, 毛綸、毛宗崗父子對其進行刪改後, 成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《三國演義》。但是這個只是演義, 大部分並不真實。
《三國志》主要善於敍事, 文筆也簡潔, 剪裁得當, 當時就受到贊許。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《魏書》, 看到《三國志》, 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, 就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。後人更是推崇備至, 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一些史書中, 獨有陳壽的《三國志》可以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相媲美。因此, 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, 只有《三國志》還一直流傳到今天。南朝人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篇中講：“魏代三雄, 記傳互出, 《陽秋》、《魏略》之屬, 《江表》、《吳錄》之類, 或激抗難征,
或疏闊寡要。唯陳壽《三國志》, 文質辨洽, 荀（勖）、張（華）比之（司馬）遷、（班）固, 非妄譽也。”這就是說, 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, 根據不足, 就是文筆疏闊, 不得要領。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。其中的《諸葛亮傳》被選入人教版初中語文書中九年級上冊。自古以擁長安、洛陽為正統。所以, 《三國志》便尊曹魏為正統。在《魏書》中為曹操寫了本紀, 而《蜀書》和《吳書》則只有傳, 沒有紀。記劉備則為《先主傳》, 記孫權則稱《吳主傳》。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, 也是《三國志》的一個特點。
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, 實際上卻是以魏、蜀、吳三國各自成書, 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, 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, 互不統屬, 地位是相同的。就記事的方法來說, 《先主傳》和《吳主傳》, 也都是年經事緯, 與本紀完全相同, 只是不稱紀而已。陳壽這樣處理, 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, 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。《三國志》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, 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。陳壽是三國時人, 因黃皓弄權, 陳壽不肯阿附黃皓。因此被遭排擠。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。他所修的《三國志》在當時屬於現代史, 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、耳聞目見的, 比較真切, 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。但因為時代近, 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；同時, 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, 褒貶很難公允,
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。
《三國志》取材精審。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, 陳壽在《三國志·文帝紀》中, 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。對孫策之死, 捨棄《搜神記》等書上的妄誕傳說, 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以至重傷而死。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, 慎重選擇的態度。
再者, 它常用簡潔的筆墨,
寫出傳神的人物。《先主傳》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, 當曹操說出：“今天下英雄, 唯使君與操耳。本初之徒不足數也”之時,
“先主方食, 失匕箸”的記載, 使劉備韜晦的心情, 躍然紙上。《周瑜魯肅呂蒙傳》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, “方作書, 落筆於地”的情態, 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。書中寫名士的風雅、謀士的方略、武將的威猛, 大多著墨不多, 卻栩栩如生。
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。他說劉備是英雄, 曹操是超世之英傑, 孫策、孫權是英傑, 周瑜、諸葛亮、魯肅是奇才, 龐統, 程昱、郭嘉、董昭是奇士, 董和、劉巴是令士, 和洽、常林是美士, 徐邈、胡質是彥士,
王粲、秦宓是才士, 關羽、張飛、程普, 黃蓋是虎臣, 陳震、董允、薛綜是良臣, 張遼、樂進是良將, 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。
陳壽所著的《三國志》, 與前三史一樣, 也是私人修史。他死後, 尚書郎範頵上表說：“陳壽作《三國志》, 辭多勸誡, 朋乎得失, 有益風化, 雖文豔不若相如, 而質直過之, 願垂採錄。”由此可見,《三國志》書成之後, 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。陳壽敍事簡略, 三書很少重複, 記事翔實。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, 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。史學界把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《三國志》合稱前四史, 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。
陳壽還能在敍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, 揚善而不隱蔽缺點。陳壽所處時代, 各種政治關係複雜, 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, 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《三國志》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, 但措詞微而不誣, 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。如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漢獻帝遷都許昌, 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。陳壽在這裏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, 這是隱諱。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, 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, 這就是微詞了。另外, 他在《荀彧傳》、《董昭傳》和《周瑜魯肅呂蒙傳·評》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。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, 卻不隱諱劉備、諸葛亮的過失, 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。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。
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《晉書·陳壽傳》, 在承認陳壽“善敍事, 有良史之才”的同時, 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。說“丁儀、丁廙有盛名于魏, 壽謂其子曰：可覓千斛米見與, 當為尊公作佳傳。丁不與之, 竟不為立傳。壽父為馬謖參軍, 謖為諸葛亮所誅, 壽父亦坐被髡, 諸葛瞻又輕壽。壽為亮立傳, 謂亮將略非長, 無應敵之才；言瞻惟工書, 名過其實。議者以此少之。”
《晉書·陳壽傳》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, 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、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, 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, 是假的。清朝的潘眉在《三國志考證》中指出：“丁儀、丁廙, 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, 外無摧鋒接刃之功, 內無升堂廟勝之效, 党於陳思王, 冀搖塚嗣, 啟釁骨肉, 事既不成, 刑戮隨之, 斯實魏朝罪人, 不得立傳明矣。《晉書》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, 此最無識之言。”趙翼在《廿二史劄記》中也指出：《晉書》謂“壽父為馬謖參軍, 謖為諸葛亮所誅, 壽父被髡, 故壽為《亮傳》, 謂將略非所長。此真無識之論也。亮之不可及處, 原不必以用兵見長。觀壽校訂《諸葛集》, 表言亮科教嚴明, 賞罰必信, 無惡不懲, 無善不顯, 至於吏不容奸, 人懷自勵。至今梁、益之民, 雖《甘棠》之詠召公, 鄭人之歌子產,
無以過也。又《亮傳》後評曰：亮之為治也, 開誠心, 布公道, 善無微而不賞, 惡無纖而不貶。終於邦域之內, 鹹畏而愛之, 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,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。”由此可見, 《晉書》貶陳壽之說, 實為不實之詞, 不可盡信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三國志》說過一些公道話：“以理而論, （陳）壽之謬萬萬無詞；以勢而論, 則鑿齒帝漢順而易, 壽欲帝漢逆而難。蓋鑿齒時晉已南渡, 其事有類乎蜀, 為偏安者爭正統, 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；壽則身為晉武之臣, 而晉武承魏之統, 偽魏是偽晉矣。其能行於當代哉！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、南唐亦近於蜀, 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;高宗以後,
偏安江左近於蜀, 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, 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。此皆當論其世, 未可以一格繩也。”看來, 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, 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, 知人論世, 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, 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。
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, 多所回護。劉知幾在《史通·直書篇》說“當宜、景開基之始, 曹、馬構紛之際, 或列營渭曲, 見屈武侯, 或發仗雲台, 取傷成濟, 陳壽、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。”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、司馬懿為之回護。在《三國志·魏書》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, 對此, 清人趙翼在《廿二史劄記》卷六中“三國志多回護”寫到：《春秋》書天王狩于河陽, 不言晉侯所召, 而以為天子巡狩, 既已開掩護之法, 然此物為尊者諱也。至於孩父之事, 則大書以正之, 如許止、趙盾之類, 皆一字不肯假借,
所以垂誠, 義至嚴也。自陳壽作《魏本紀》多所回護, 凡兩朝革易之際, 進爵封國, 賜劍履, 加九錫, 以及禪位, 有詔有策, 竟成一定書法。以後宋、齊、梁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, 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。然壽回護過甚之處, 究有未安者。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, 據《漢晉春秋》、《魏氏春秋》以及《世語》、《魏末傳》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衝突, 趙翼感歎道：“本紀如此, 又無列傳散見其事, 此尤曲筆之甚者矣, 然此猶曰身仕于晉,
不敢不為晉諱也。至曹魏則隔朝之事, 何必亦為之諱。”趙翼的責難, 尖銳深刻, 例證還多, 餘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, 記曹魏對蜀之戰“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”,
最後, 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, 而列傳中也多所諱。這樣的回護曲筆, 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：“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, 回護耶？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, 遂仍其舊, 而不復訂正耶？”
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, 指出：“蓋壽修書在晉時, 故于魏、晉革易之處,
不得不多所回護。而魏之承漢, 與晉之承魏, 一也。既欲為晉回護, 不得不先為魏回護……, 當然, 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、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, 陳壽未作訂正, 也不敢妄加篡改的。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, 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, 是可以理解的。
毋庸置疑, 修史貴真實, 不虛美, 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, 曲筆是不足為訓的。應當看到, 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, 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。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, 也不能因此而懷疑《三國志》的信史價值。錢大昕所說：“然吾所以重承祚者, 又在乎敍事之可信。蓋史臣載筆, 事久則議論易公, 世近見聞必確。三國介漢晉之間, 首尾相涉, 垂及百年, 兩史有違失者, 往往賴此書正之……予性喜史學, 馬班而外, 即推此書, 以為過於範（曄）、歐陽（修）。”（《三國志辯疑序》）
陳壽的《三國志》是從東漢末年的戰亂開始記載, 重點也是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歷史為主, 並不是以晉朝結束三國統一為主, 對三國中後期的歷史事件記載簡略。這不是陳壽故意維護魏晉, 不顧歷史事實, 因為當時王隱的《魏書》是記載魏國歷史為主, 陳壽在創作《三國志》時沒有完全局限于魏國歷史, 也是不願與王隱的著作重複, 他沒有過多記錄司馬氏的所作所為, 是因為當時晉朝正在準備《晉書》的創作, 正為年限起始爭論, 但是已經著手準備了, 張華、杜預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《晉書》創作。陳壽在寫三國歷史時, 不過多寫司馬氏是不願與當時《晉書》的創作準備工作衝突, 在陳壽書中雖然沒有記述司馬氏的隱諱, 但是也沒有記載司馬氏的很多歷史功績、言行, 不能說他是故意為司馬氏回護。陳壽的《三國志》以東漢末到三國的中期為主, 總體上是真實可以相信的。
在北宋以前, 魏、蜀、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以《魏書》為正史, 歸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入編年, 分類極不科學, 然其可證三書, 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。北宋雕板刻書, 始合三書為一種。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（1003）的國子監刻本。《三國志》沒有表和志, 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, 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注, 但經過分類排比, 眉目清醒, 有關地理、職官的表志, 尤為有用。這類補表補志絕大多數收在《二十五史補編》和《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》。今臚列有關《三國志》的補表補志於下：
萬斯同：《三國大事年表》。
侯康：《補三國藝文志》。
周嘉猷：《三國紀年表》。
謝鐘英：《三國大事表》。
張守常：《三國大事表補正》。
萬斯同：《三國漢季方鎮年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三國諸王世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魏國將相大臣年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魏將相大臣年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魏方鎮年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漢將相大臣年表》。
萬斯同：《吳將相大臣年表》。
黃大華：《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》。
周明泰：《三國志世系表》。據南宋本《世說新語》所附人名譜, 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。
陶元珍：《三國志世系表補遺附訂》。
洪飴孫：《三國職官表》。曹魏官制大異於漢, 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, 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。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, 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, 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。
吳增僅、楊守敬：《三國郡縣表附考證》。吳氏訂正洪亮吉《補三國疆域志》, 三國分列, 按諸帝次序, 依州郡縣列為表。楊氏補正。
謝鐘英：《三國疆域表》。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, 並注清末今地。
洪亮吉、謝鐘英：《補三國疆域志補注》。洪氏撰, 謝氏補注, 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。縣下注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。
謝鐘英：《三國疆域志疑》。
金兆豐：《校補三國疆域志》。
侯康：《補三國藝文志》。
姚振宗：《三國藝文志》。
陶元珍：《三國食貨志）。
清代楊晨編《三國會要》二十二卷, 分十六門。引用正史為正文, 裴注等書低格寫。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、齊、梁等會要一樣, 都不能提供新史料, 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。
關於《三國志》的工具書, 有哈佛燕京學社所出引得編纂處的《三國志及裴注綜合引得》, 中華書局所出高秀芳、楊濟安編的《三國志人名索引》。前者是全面的索引, 用處較廣。但編者在選定條目編入引得時, 著眼不寬, 只注意習見的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, 對於某些詞語, 尤其是具有時代特徵而較少見的詞語, 反未收錄。如“三史”、“人倫”、“人流”、“羌胡谷”、“虜谷、“樓夢”、“保官”等, 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類詞語進行研究。又如“中國”、“中州”、“部曲”等條目下所列出處, 亦有脫漏。引得約纂處所出其他引得, 與本段歷史有關的如《世說新語引得》, 亦存在類似問題。現代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：一、百衲本, 據宋紹興、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；二、清武英殿刻本, 據明北監本校刻（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）；三、金陵活字本, 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；四、江南書局刻本, 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。這四種刻本, 除百衲本影印外, 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, 但都經過認真校勘, 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。我們的校點工作, 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, 擇善而從。歷代研究《三國志》及裴注者很多, 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。自顧炎武、何焯以下約二十餘家, 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, 並參考它書,
對於宋、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, 分別提出意見, 或批註書眉, 或成為專門著作刊佈。民國時, 盧弼彙集歷代學者對《三國志》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釋、版本校勘和考證, 並將本人的注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《三國志集解》, 可供讀《三國志》時參考。
